徐崢正患感冒，呼吸裡有鼻音的撕扯。他把自己裹在羽絨服裡，鼓鼓囊囊的，比銀幕上那個穿襯衫西褲的徐朗圓上一圈，精神氣兒卻頹下幾分，有些無可奈何的疲憊感。彼時他的導演處女作《泰囧》已經突破12億，以黑馬姿態創下華語電影票房新高，這一切對徐崢而言，也近乎一場突如其來的感冒。
“12億”的確是個天文數字，以至於他在表達某些觀點前會有微微的猶豫，總是加上“從某種程度上來說”一類的說辭，盡力讓後面的句子更顯客觀和慎重。見徐崢的前幾天我正好遇見黃渤，他提起“12億”時哈哈笑：“我和徐崢說，你一下把自己放到瞭人生頂端，以後每段都是下坡路”。徐崢也笑，事不關己似地扯起嘴角：“這個記錄很快會被人打破，你信不信？”
《智族GQ》2013.03.26
攝影：范欣 創意總監：Vicson Guevara? 編輯：唐小松 時裝：Dan Cui
統籌：林晶晶? 采訪、撰文：李冰清
時裝編輯：Anson Chen、Jojo Qian
現場統籌：丁玎
化妝：邰凌軼
時裝助理：張楠、陳倩、卞皎皎
場地提供：中紡影棚
道具提供：VEGA ZAISHI WANG STUDIO
制景：郝清琛、郝東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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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
小學三年級時，徐崢第一次登臺表演。小學到初中的課餘時間，他幾乎都花在瞭上海市市少年宮的戲劇組裡，可以自由出入那座位於靜安區腹地的白色大理石宮殿，在電影劇場裡看動畫片，他倍感自豪。戲劇最初的吸引力中，多少摻雜瞭點虛榮心的成分。
他曾模仿春晚的啞劇寫劇本，當作文交上去，老師批註回復：你應該把它演出來。第一年他一個人演，第二年他把全班組織在一起演，改編劇本，分派角色，幾乎是個導演。演出很轟動，下臺時他得意洋洋，穿過女同學們“異樣的目光”落瞭座，卻有人悄悄湊過來說，“剛才你在臺上的時候，褲子拉鏈一直沒拉上。”
後來他結識瞭一批上海青年宮話劇團的朋友，又加入“人藝之友”話劇社，成天擠在一堆票友中看話劇。他記得劇場後臺的樣子，也記得側幕條、舞臺、觀眾席還有化妝間的不同。偶爾他也客串些角色，人藝排《原罪》的時候，他演奚美娟的兒子。那段日子他每天都在蘭心大劇院的後臺做功課，演出完畢，演員何政軍就用自行車把他馱回傢。
因為醉心於話劇，他的成績平平，高中時更是嚴重偏科，打開成績單，化學那欄是一片慘不忍睹的紅色——“戲劇學院”像是個更安全的去處。他本來打算去北京，可那年中戲隻招新疆班，北電表演系初試就把他給刷瞭下來，對此他很是無奈，“從此我對北電就沒什麼好感。後來看那屆也沒出什麼人，難怪老師不招我。”
就外在條件而言，當時的徐崢並沒有特別的優勢。那時主流戲劇學院的男生個個濃眉大眼高鼻梁，徐崢不是那個范兒，體重還不到120斤，瘦骨伶仃的，“而且所有人一聽我這嗓子，都說你別考瞭，你考不上。”最後，他以專業前十的高考成績考取瞭上海戲劇學院，那封用粗體鋼筆手寫的錄取通知書，他反復看瞭許多遍。
傢裡同一輩的孩子中隻有他走瞭文藝這條路，但隔上一代看，他也不算是個意外。徐崢的外公是杭州西泠印社的第一代成員，專攻國畫，爺爺早年靠手藝謀活兒，替人畫廣告商標，總是握著支小筆，描得最多的，就是回力運動鞋那個拉開弓的小人兒。爺爺還是個影迷，退休後蠅頭小字的功夫沒散，自己在各種各樣的小本子上畫格子，把年輕時看過的電影一部部記錄下來，按片名的筆畫字數、出品的電影公司分類，自己建資料庫，徐崢看得嘆為觀止。
小時候，看電影是全傢的一項重要活動。徐崢至今仍記得前一天就抓耳撓腮的心情，開場前人山人海的躁動，還有老式電影票的模樣：長條，豎排字，紅色座位號。父母當時都拿一份再普通不過的工資，看完電影全傢若還能去南京路上的東海咖啡館吃頓西餐，簡直是節日。他們和當時絕大多數的上海傢庭一樣，樸素、平凡，但總覺得不該讓自己的面目模糊，把日子給過俗瞭。
2．
一進上海戲劇學院，徐崢就被北方同學的普通話給震住瞭，“我突然覺得，上海延安西路華山路的這個院子，其實是一塊北方的土地。”北方的同學臺詞好，身形好，徐崢覺得自己成瞭一種弱勢力。一年級的時候，他還認認真真一堂課不落做筆記，再往後，就開始覺得沒意思。
“我一直堅定地覺得我們的戲劇教育存在著很大的問題，為什麼要上臺詞課？就是表演嘛，表演對瞭，臺詞自然就對瞭。學校都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體系，但在世界戲劇范疇中，這本來就隻是很小的一支分支，很多教育觀念，我覺得很可笑。”他羨慕去耶魯念戲劇的友人，花兩年的時間先看完不下兩百個劇本，把各個流派捋一遍，“可我們呢，還在排《雷雨》！”
當時他有一個“小團體”，有作傢，有舞美設計師，有畫傢。他們一起討論薩特和加繆，一起聽搖滾樂，一起蔑視這個龐大、堅固但不怎麼合理的體系，尋找屬於自己的夾縫。他在藝術節上看到德國藝術傢的表演，很是羨慕他們的想象力：“我意識到，他們的戲比我們的發達許多許多，因為它是從正確的系統裡衍生出來的，泡一杯茶，翻一本說明書，一種狀態……生活中所有的元素都通過戲劇的手段來表現。”他不明白，為何在國外被定義為“戲劇”的表演，在國內隻能是“話劇”。
讓他煩惱的，並不止象牙塔裡這些形而上的東西。上世紀90年代中期，“錢”這個字兒不再那麼敏感，學校裡有人開始掛BB機甚至握大哥大，有人開始傍大款，出入光鮮；也有人無所適從，過剩的荷爾蒙，有些用打架來發泄，有些用戀愛來排解。在徐崢看來，他們都試圖留住一點憤怒的基因，用一種荒誕的方式證明自己是英雄。他隱隱聽到時代的洪流在遠處轟隆作響，卻不想它已經化作細流淌於腳下，自己也身不由己，隨波逐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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畢業前，比徐崢低幾級的李冰冰因為接拍玉蘭油廣告，拿到瞭26萬元的酬勞，在當時，這無疑是個天文數字。周圍的人大多還在為畢業分配的去向煩惱，為生計提心吊膽。徐崢雖然順理成章進瞭上海話劇藝術中心，但沒什麼話劇找他，也沒有影視劇找他，他試圖思考“怎樣才是對的”，卻發覺“怎麼著都不對”。
有時徐崢會去外灘一帶的酒吧坐坐，有個會彈鋼琴的歌手讓他覺得與眾不同——那是剛剛辭去上海音樂學院教師職位的李泉，他想專心於創作。他也註意到一個叫婁燁的導演，他拍瞭一部叫《周末情人》的電影，王志文戴著墨鏡在舞臺上唱搖滾，有種特別的調調。他羨慕這些人的創作能力，原生而蓬勃，可自己能夠探索出怎樣的創作方向來？他沒有答案，甚至沒有勇氣去逼問自己，“我不是不合群，也並非無奈或者麻木，隻是覺得好像沒有辦法脫開整個環境，去做一張單純的白紙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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